近期，吉林大学博导选聘改革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在这次改革中，该校４５名博导在新一轮选聘中“下岗”，失去了招收下一届博士生资格。该举措被国内一些高校教师形容为一场打破博导终身制坚冰的“深源地震”。
毋庸置疑，吉林大学此举在推动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整饬学术队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毕竟，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教育现代化是关键，而教育现代化首先要求高校要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治理理念、卓越学术品质和引领社会进步的先进思想。从北大的教师制度改革，到现在的吉林大学“博导”下课事件，如此备受国人瞩目，也从另一侧面反应人们对高等教育体制以及现行学术制度改革的关注。
但是，吉林大学的改革却可以从另一方面给人以深刻的启示。那就是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问题。吉林大学博导选聘改革的考评标准是三个：科研项目数量，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和是否有学术腐败。在这三项指标中，关于学术腐败者下课是没有争议的，那是让人深恶痛绝的。其余评价标准则值得让人反思。
关于学术评价的问题，我想起一则故事：当年，梁启超推荐陈寅恪进北京大学任教，接待梁启超的北大工作人员问他：“此人发表过多少文章？”梁答：“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那写过多少著作呢？”梁答：“没有一本著作。”工作人员摇头说：“唉，那此事怕是难办。”梁启超闻之大怒：“我从事学术多年，也算是著作等身，但是这尚不及陈先生学识之一毛。”工作人员哑然。
这让我们知道学术评价的量化指标以及量化思想很早就存在。但是其弊端也是显然的，看来梁启超先生对这种量化的弊端也是了解深刻的，尽管按量化来说他将是受益者，别人也会认为他的学术水平高于陈寅恪。
而今，这种学术评价的量化似乎走得更加远了，其弊端也突出了。吉林大学改革中，就有类似的问题。于海光（化名）是一名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博导，因为没有研究课题而落聘。他去反映情况。他并不是没有课题，只不过那是一个日本的项目，关于中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当时他没到学校科研处去登记，１００万日元的研究经费也没落入学校的财务处。校方的回应是，必须要有国家省部级的项目，文科项目经费必须每年在３０００元。而他在八五、九五都有国家省部级的项目，惟有这次没拿到国内项目。“如果有一个老师今年正好有项目，他就被选上了。那样偶然性也太大了。”
同样，在职称的评定上，片面的量化也在全国引起广泛的争议。有人会问，既然学术评价量化有这么多弊端，是不是就要取而代之，寻找另外的全新的评价方法呢？事实上，在现行条件下，适度的量化是必要的，问题是一味地追求量化，则必定放大量化的弊端，导致真正的学术扭曲。就有可能让一些人绕开学术途径，动用其他手段去完成量化了的指标，很多的学术腐败就是因为片面的量化催生的。
学术评价的量化必须和其他的评价方式结合起来，才能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关于吉林大学博导选聘改革的争论能够给我们一条重要的启示：也许体制改革是重要的，目前解决有关学术评价标准问题却是前提和关键。可喜的是，目前有的高校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评聘教学型教授。我们期待更多的学人能够重视并认真研究解决学术评价标准的问题，让中国学术真正健康成长，让世界一流的大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傲然矗立。
（石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