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叔子先生曾在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时提到：科学文化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讲的是求真；人文文化回答“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讲的是求善。求真与求善二者是相通相融的。
“求真”是对客观规律和世界本源的艰苦探索，是科学知识产生的不竭源泉。科学知识不是绝对真理，需要不断地修正以越来越接近事实真相，这样的探索本身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历经漫漫求真之路，以达“真”之境地。正是科学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苦苦地上下求索，一个个规律才一览无余，一项项成果才被开发和创造出来，人类才得以不断拓宽未知领域，增强改造世界的能力。正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短短几行公式却囊括上下茫茫宇宙，变幻过往幽幽时空，让我们洞悉遥远宇宙的奥妙。我们正试图用科学的“真”来解释和解决一些关乎物理（并非指严格意义上的物理科学）的问题。
“求真”更体现在对真理追求的理念和精神上。为学之道苦，“求真”之路艰，追求真理的路途并不坦荡，这时更需要深层次的“求真”精神来支撑。真的科学尽量避免偏见，自由的科学定会拒绝专制。对科学家来说，科学不是宗教，却是他们毕生的信仰，这样的信仰需要真正的卫道士来维护科学的自由。在他们看来，真的科学超出了强权、武力甚至生命。所以布鲁诺在面对罗马广场的熊熊烈火，面对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时没有半点妥协和惧意，他要用自己的七尺血肉之躯捍卫科学的真理。
“求真”要时时注意加强科学修养，加强自身知识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识别一切伪科学的能力。反科学我们当然会抵制，但伪科学却有它的麻痹性。当今是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与此同时却有一些人打着科学的幌子欺瞒群众，有的甚至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前几年“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就是纯粹的伪科学，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被它蛊惑人心？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具有极端隐蔽的欺骗性，另一方面也暴露我们的群众对真假科学的辨别能力还不强。
“求真”有它的工具理性，我们借助科学力臂扛起人类幸福的大厦，但事实证明科学似乎并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幸福问题，科学并不能给予我们所有的答案。科学“野蛮”的结果给人们带来的可能不是福音，相反却是灾难性的后果。许多“高、尖、精”的技术被用来制造武器对准人类自己，今天，我们依然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核战争的威胁，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
人类对科学发展的反思彰显出人类理性的价值。“求真”更多关注的是“是什么”、“能不能”，却很少思考“该不该”、“应当不应当”。科学一旦偏离价值和关系人类命运的关怀和思考，就往往会导致危机的出现。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将科学从道德和政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要铺平科学的未来之路，我们必须考虑关乎人类社会、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的种种细枝末节，在“求真”的同时还要“求善”。
“求善”首先是基于个人道德操守和个人精神世界上的探求。我们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洞察力，从而明了科学的最终意义。爱因斯坦强调：“最重要的是人要藉着教育得到对事物及人生价值的了解与感觉，人必须对从属于道德性质的美和善有亲切的感觉，对人类的各种动机，各种期望、各种痛苦有了解，才能和别的个人和社会有合适的关系。”
“求善”还源于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源于对人自身个性和人格的关怀。自然的慷慨与博大孕育了人类，如何认识自然，怎样更好地利用、开发自然资源和改造自然，怎样善待自然并防止在对自然索取的过程中引发大自然的报复；还有，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在生产、生活和劳动过程中如何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减少纷争、避免仇恨，促进理解合作、增进信任团结。如此等等之类的问题困扰着人们，促进人们去探索，去求知，在求真的同时求善，让我们明白如何正确地对待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因为，我们探索自然，发展科学，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类自身。只有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才会有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可以说，“求真”是对人在自然界、社会和宇宙中的地位和状况的探索，关注的是“人是什么”、“人何以为人”；“求真”产生科学知识，使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奠定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求善”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对人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追问的是“人应当是什么”、“人怎样才成其为人”；“求善”产生人文关怀，引导科学技术活动及其成果的应用造福于人类社会。二者的立足点和归宿点都是人，都是为了丰富人、发展人、完善人。正如杨叔子先生所指出的：“善为真导向，真为善奠基，两者相融，才能构成正确的追求目的。”“求真”与“求善”二者应当是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相互支持的。爱因斯坦深信，人类精神的永恒目标是真、善、美！
（《湘潭大学报》学生记者 邵福洋）